很多年前，海德格尔在谈到凡·高画的一双农鞋时说，从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，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。从这硬邦邦、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，他感受到：

暮色降临，这双鞋底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。在这鞋具里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，显示着大地对成熟谷物的宁静馈赠，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眠。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无怨无艾的焦虑，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喜悦，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，死亡逼近时的战栗。

海德格尔的阐释无疑十分诗意，但也浸含着他对艺术作品与生活内在联系的那种深刻体验。这位以晦涩深奥著称的哲学大师，在面对艺术作品时，他的评判却是如此实在直接的生活经验。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艺术创作依然不无参考意义。

今天我们生活在电子化、网络化和信息化的时代，这样的时代，曾经是晚年海德格尔极力抗拒的。他家中甚至没有电视机，他总是向世人昭示，科技会带来另一负面的影响，让我们远离了生活世界。显然，历史不可能听从一个哲学家的劝诫，科技化的时代不可抗拒。今天人们享受着信息带来的生活便利，我们对科学怀着感恩之心，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。科技的进步带来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，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品质，其积极意义当然毋庸置疑。但是，我们如果考虑一 下，信息化将会引起文学创作的何种变化？这却是一个让我们难以回避的难题。

(资料图片)

一、是生活，但不是生活的全部

今天人们只要一部手机可知天下事。今天的作家如何面对生活？如何生活？生活与文学创作还有关系吗？仿佛都成了问题。从互联网海量信息里涌现出的生活还不够丰富吗？电视机里生动逼真的现场的生活还不够真切吗？更不用说手机移动终端集成的新闻事件、故事传奇、时尚八卦等等。应该承认，这些当然是生活，当然是今天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但是对于文学写作者来说，它不会是生活的全部，尤其不是文学写作者的主要生活内容。

依靠新闻信息的写作可能会缺乏真正的生活质感。2013 年，余华出版《第七天》，影响甚大。各种评论蜂拥而至，褒贬不一。其中一个重要的争议就在于，近年媒体新闻诸多热点都在这部作品中相继呈现。不能说这部作品没有反映现实，不能说这部作品没有当下生活内容。相反，这种现实性正是《第七天》所追求的。客观地说，余华这部小说写得精练纯净，人物刻画也简洁明快，叙述节奏也控制得相当紧凑。小说中写到的非血缘父子情深相当感人，其试图思考的伦理情感无疑亦有可贵之处。然而招致批评的地方，正在于放进太多新闻热点事件，如拆迁、教育问题、医疗问题、贫富不均问题尽有。可以说现实感很强，但现实感很强不等于生活质感很强，不等于就有活生生的生活气息。

余华对小说艺术的追求可谓认真严肃，所有细节都要拿捏得恰当准确。准确性是一个成熟作家的基本标志，这点余华确实令人信服。我个人以为，如果余华亲历其中某个事件，有深切的体验，可能就不需要把那么多的事件堆砌在一起。如果是通过网络来获取生活资源，还是有一定的隔阂。余华早年的作品即使写往事都写得那么真切，即使写荒诞都写得深入骨髓，我以为根本在于，那些事是他真正往心里去的，是与他的生活经历、经验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，故而他的感受体验会深刻有力。

《第七天》余华 / 新星出版社 / 2023

今天作家要找到生活的直接感受显得异常困难，就是生活积累极其厚实的作家，面对今天的巨大变化，面对个人经验的变更，要找回乡土、底层的真实感觉并非易事。贾平凹是公认的生活底蕴厚实的作家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他当然不只是凭借写作的天分，更重要的是他有乡村生活的充实经验，因此，他的小说在乡土中国文学重建文学主潮时就成为底蕴结实的作品。

二、难题，与生活在一起

确实，回到生活，与生活在一起，今天已经变成一个难题。“深入生活”在今天也变得困难重重，并不只是下乡考察采风、体验体验就能奏效。即使像贾平凹那样对乡村生活怀有习惯、喜好、亲情都还显得不够。在何种情况下能与那种生活，与要表现的生活真切地融合一体，几乎需要整个身心的投入，需要真心情和真性情的抵达。

在过去，作家的生活方式直接决定他的写作方式，毛姆是个写实感甚强的作家，六岁丧母，十岁丧父，后来跟随叔父生活。他年轻时学医，到伦敦兰贝斯贫民窟做过助产士，他的第一部小说就与此经历有关。后来毛姆喜爱游历，去过一 些偏僻小岛，也因此搜寻到一些独门写作素材。名声大噪后，毛姆在里维埃拉购买了一幢豪华住宅，经常招待英国上层人士，但他却对上层人士 颇多批评。毛姆此时多有表现上层浮华生活的小说，但这种生活怎么看也是浮华空虚。毛姆生活于其中，却想始终保持住对这种生活的反省批评。

《刀锋》中的那个作家无疑有毛姆自己的身形，他仿佛看穿了一切，但他并不能看清书中的主人公拉里（据说是暗喻维特根斯坦）的生活，能体会到毛姆是把拉里作为抵御欧洲老旧浮华生活的一种理想，也是反思自己生活的一面镜子。

三、静下来，回到内心生活

在现代社会，随着生活的变更，作家要保持一种生活状态有时还需要一种精神和毅力。当然，作家与生活联系十分复杂，并非说作家个人的生活就不是生活，有时，作家也需要静下来回到自己的内心生活，但那也是与他理解的人类生活交融的时刻。

加缪在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，在普罗旺斯的 Lourmarin 买了一幢大房子，他把二层作为起居的地方，据说他住的那间房空荡荡的，一张桌子，一张椅子，45 岁的加缪需要这样的空间，这也是他远离喧嚣的巴黎，并保持一种生活状态的独特空间。

今天的中国正在进入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社会，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作家只能过某种生活，必须有某种生活经验 —谁也没有资格和能力提出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。随着乡土中国叙事抵达高峰后必然要进入衰退阶段，也同样没有理由认为那些没有反映底层的作品，没有泥土气息的作品就不是好的文学。但所有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，都不能让我们回避思考今天的文学与生活的关系。也正因为今天生活方式的变化，今天的社会和文学的变化，我们更要深入地实事求是地探讨这一问题。

(摘选《陈晓明文集第八卷：通透之境》，标题系编辑所拟，内容有删减)

来源：广东人民出版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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